梅特涅的信徒：中美的共同挑战——摧毁！苏联的后现代民族主义,梅特勒简介

更新时间：2026-02-16 00:50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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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保卫美国治下的全球化秩序� 叶利钦对美国抱有好感相比之下�

曾经的民族主义，人口?暴涨，?渴望对外扩张，踏破国界，向往世界霸权，但现代的民族主义，人口崩溃，恐惧自身被外来取代，渴望筑起围墙。 作为志在领袖世界的两大强国，尽管看似昂扬，中美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且最大的挑战，那就是曾经摧毁苏联帝国的后现代民族主义幽灵。 美国本土白人推动的MAGA运动，已经成为美国世界帝国霸权远比中俄更为可怕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世界霸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要求华盛顿将关注的重心从遥远的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防御，转向美国南部边境的围墙；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竞争，转向南方非法移民的入侵。 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疑，代表着美国相当部分的本土白人，这些原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支柱性族群，开始关心涉及自身利益的非法移民、岗位全球化外包冲击等具体就业问题甚过关注宏大的意识形态和遥远的普世价值。 保卫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本质上保卫美国治下的全球化秩序，但这个秩序对相当部分普通美国白人，现在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尤其是他们过去饱受全球化就业外包冲击——全球化秩序对他们来说，某种程度上即便不算是相当有害，也绝对很难让他们看到具体可见的个人受益。 这实际上就是MAGA运动最受欢迎的地方，特朗普提出之看似混乱的思想架构，并不针对的是遥远高尚的宏大叙事，而是他追随者可见的具体问题和现实利益，这就是他如此吸引受众的根本原因。 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MAGA运动与导致苏联解体的大俄罗斯主义没有任何区别，特朗普与叶利钦也没什么两样： 叶利钦主张退出华约，特朗普主张退出北约； 叶利钦主张解散苏联，特朗普主张美欧散伙； 叶利钦主张俄罗斯第一，特朗普主张美国本土第一； 叶利钦对美国抱有好感，特朗普对普京抱有好感； 叶利钦说话肆无忌惮，经常出洋相，谁都敢骂，特朗普性格也是如此，甚至他们身形都非常像——高大肥硕； 从根本上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都是后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一种反感帝国扩张，对帝国治下的普世化秩序报以怀疑和否定的思潮——苏联依靠俄罗斯民族建立帝国并奠定欧洲霸业，但俄罗斯人不认为自己从这个帝国秩序中获益；美国依赖本土白人奠定世界帝国，但美国本土白人却越来越疏远了这个全球化秩序。 这是民族主义对帝国框架的根本性否定，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便会从根本上否决其秩序。 当前的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汉民族主义的崛起，本质上是对泛化帝国秩序的一种挑战和质疑，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苏联的否决和美国本土白人民族主义对华盛顿秩序的挑战一样，汉民族主义同样代表着一种收缩性怀疑，一种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犹豫——在大多数时刻，她不关心世界霸权类的远景宏大叙事，而是更关心具体的待遇甚至分配问题，属于一种内向型目标： 如留学生、考试加分、婚姻、文化等，这些往往会成为其发酵的议题。这种思潮的背后乃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正在从发展中获益，与美国本土白人一样，无论是帝国崛起过程中这些人工作时间的越来越长，还是收入的越来越低，甚至结婚越来越困难，都会成为他们萌生此种思想的来源。 从现实中来说，今天的民族主义之所以会否定世界帝国，并屡次成为霸权命运的毁灭者之根本原因还在于： 与百年前昂扬勃发、雄心勃勃的旧民族主义不同，后现代民族主义本质是一种生育率崩溃之后垂暮民族的认同。 1926年，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生育率超过4，人口面临严峻挤压，领土空间似乎严重不足的群体，希特勒于是喊出了“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赢得土地。” 那个时候的日本、意大利甚至中国，都是遇到这种问题，政治家、学者和经济学家甚至企业界都为人口增长过快而领土偏狭而忧心忡忡，民族的第一要务就是扩张，如同大自然的猎犬般，需迅猛地捕获猎物来哺育后代，民族扩张乃是一种先天责任感。德国人提出了生存空间，日本人提出了生命线，这些都是一个概念和诉求——为人口快速增长的民族而扩张。 但是后现代民族主义则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垂暮民族的忧愁而非少壮民族的野望，她的诉求不是扩张，而是收缩，不是进攻，而是防守，这不是由她的形式决定的，而是人口崩溃后的必然结果： 大多数当前民族的生育率都不超过2，有的甚至仅仅维持在1的水平（如中国和韩国），这些民族的人口数量在可见的时间段内将会走向崩溃，大多数民族面临的需要不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是如何避免本土随着人口不断消散后生活环境被外来者逐步填满的恐惧和取代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排外、恐外逐步成为后现代民族主义的根本性诉求，这实际上是一种收缩性战略主张，即放弃世界帝国，回归本土和身边现实。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中国的汉民族主义、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本土白人MAGA运动甚至欧洲的极右翼都是如此。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对世界帝国的宏大叙事和普世价值的高贵闪耀兴趣匮乏，却对外来留学生享受特权义愤填膺，就是历史浪潮的具体折射。 相比这些垂暮的后现代民族，伊斯兰和黑人世界的很多国家（不是全部）却依然拥有强壮的妇女、低劣的教育和严酷保守的教法秩序，这保证他们的家庭能够为他们的繁衍远比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家庭更多数量的子孙后代，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是百年前欧洲人所奉行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昂扬势头。 譬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尽管贫穷落后，却敢于向周边国家不断发起迅猛的进攻，这是因为他们平均家庭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五个孩子，这导致阿富汗人家庭承受风险苦难的阈值远远超过周边国家。 这导致了一种无所顾忌的渗透压，因为人口对他们来说是负担，死人是可以接受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都需要战争的损耗来减少不必要的负担，最好能够获得一些扩张性收入，这是百年前强大健壮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塔利班的阿富汗成为周边国家越来越苦恼却无奈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对风险苦难的承受力是完全不对等的。 相比之下，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行和外来移民的增多，世界大国的民众也将对扩张将越来越缺乏兴趣，内收性的民族主义也将不可避免。 今天的伊朗神权政府普及现代化教育，发展现代化工业，导致生育率下降非常严重，使得伊朗衍生出本土民族主义，当这些抗议者高喊“不要巴勒斯坦，不要黎巴嫩，只愿意为波斯去死”的口号时，实际上就代表着一种类似于导致苏联崩溃的萎缩性后现代民族主义挑战——也是今天中国与美国都面临的系统性意识形态问题。

编辑：铃木圭